然而，无论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还是他们的继承者们，对于那些所有有理性的个人都不会否认的原则究竟是什么都无法达到一致。“百科全书”派的作者们提出了一种答案；卢梭提出了第二种答案；边沁提出了第三种答案；康德提出了第四种答案；苏格兰常识派哲学家和他们的法国信徒与美国信徒们却提出了第五种答案。在随后的历史中，也没有能减少这种分歧的程度，而毋宁扩大了这种分歧。结果，启蒙运动的遗产便成了一种被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合理证明之理想的临时规定。而且，关键是因此推导出在我们的文化内使确信与合理证明达于统一的无能性。在那种学院派哲学内部，继承启蒙运动哲学对合理证明本性之探讨的后裔们的研究，虽日益精致，却依然是众说纷纭。在文化生活、政治生活、道德生活和宗教生活中，后启蒙运动的确信却在合理性探究之外有效地获得了她自身的生命。
因此，值得探询的是，启蒙运动是否能以第二种方式对我们现存的状况有所贡献——不是通过她在宣传其与众不同的学说所导致的成就，而是通过她成功地排除了某种观点来如此做。有没有某种我们在启蒙运动的世界观中找不到的理解样式——凭借这种方式，可以为重新统一有关正义和合理探究与合理证明这类问题提供概念资源和理论资源——呢？努力解答这一问题，以使我们自己不再由于继续接受启蒙运动的标准而陷入困境（也许并不是漫不经心地），将是重要的。我们已经有最充分的理由设想，那些标准是无法达到的。因此，我们也预先知道了从启蒙运动及其追随者的立场出发，任何对选择性理解样式的说明都将不可避免地被作为一种更具争议性的观点，无法证明它自身最终比启蒙运动的对手们的观点正确。任何想要提供一种截然不同的选择性立场的企图都将发现，从启蒙运动本身的立场出发，在合理性问题上，许多方面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而不可避免的情况便是：对那些忠诚于占支配性地位的现存秩序之理智样式和文化样式的人来说，这样一种企图应该是不可接受的、应予拒斥的。同时，由于我们将要介绍的是一套关于合理证明及其要求的主张，所以同样也容易开罪那些以非合理的确信来蔑视这种要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