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霍达明与黎少堂会面时，他关心地询问了黎少堂关于与冯静娴的婚事问题。黎少堂的回答简洁明了，表示一切优先考虑组织的利益。这个回答让旁人不禁对冯静娴的命运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冯静娴的生活充满了不幸。她的未婚夫欧孝安因某种原因被误认为“叛徒”，长达四年音讯全无，原本庄重的婚约变成了众人茶余饭后嘲笑的对象，连她的父亲冯毓年和她自己都成为了重庆站内的笑柄。然而，黎少堂在重庆站的事业如日中天，他与冯静娴订婚，实际上只是为了利用她的家族背景，而非出于真心的爱情。 黎少堂的婚姻计划背后隐藏着深思熟虑的算计，同样，冯毓年选择黎少堂作为女婿，也是出于提升自己地位和增强冯家实力的战略考量。黎少堂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剧变，他在家乡遭遇战乱，父母双亡，从此成为了一个漂泊无依的人，身边既无亲情也无依靠。 尽管黎少堂的专业是生化，这使他同时吸引了军统和共产党的注意，成为两方争夺的重要人才。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楼明远作为一名秘密潜伏的特工，看准黎少堂的处境，试图争取他的忠诚。那时的黎少堂，作为一个贫困的学子，面对楼明远的拉拢，他选择了加入，尽管身处险境，但生存的艰难已经让他无暇他顾。 黎少堂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亲眼见证了日本人的暴行，但他内心深处却缺乏对抗的勇气。1941年，由于楼明远的牵线，欧孝安将一项重要任务——落樱计划，交给了黎少堂，由王森护送他回到重庆站，直接交付给了当时的负责人文一山，这段经历无疑加深了他人生的复杂性和挑战性。 黎少堂初次涉足这样的境地，内心充满了不安与紧张，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并不强，甫一登上火车，便被日本士兵敏锐的目光识破了异样。当日本士兵翻查他的行李箱时，他的举止显得慌乱失措，眼神中流露出对"落樱计划"即将暴露的恐惧。 就在这危急关头，王森巧妙地制造混乱，试图掩护黎少堂逃脱。然而，当他们各自采取行动时，王森凭借过人的身手成功脱险，而黎少堂，由于自身实力的局限，未能自保，最终落入了日本人的掌控之中。 自此，一切的轨迹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黎少堂在被日本人追赶后，出人意料地化险为夷，带着至关重要的"落樱计划"安全返回了重庆站。与此同时，大桥和野成功实施了计划，而无辜的欧孝安却背负了背叛的罪名。 在一场看似简单的行动背后，魏清明和苗江在香港联手，将黎少堂和大桥和野清除，表面上他们的消失掩盖了真相，实际上，魏清明和黎少堂成为了这场斗争中的最大赢家。黎少堂晋升为重庆站的科长，而魏清明则暂时接替了文一山的位置，成为代理站长。 然而，黎少堂已经不再是那个单纯的人，他被日本人掌握，成为了军统内部一颗潜在的棋子。尽管他是日本暴行的受害者，但他选择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只为一个简单却艰难的理由，生存。 黎少堂深知自己出身卑微，身处社会底层，他明白，对于底层的人来说，生活的苦难似乎是一种宿命。在护送"落樱计划"的过程中，王森能够自卫，而他却无力抵抗，只能依赖他人。此时的他，已失去了信仰，唯一的目标就是活下去。 欧孝安的内心深处充满了胆怯与自私，这不可避免地引领他步入了一条无法回头的道路。对于那些内心无法坚定信念的人来说，最终往往会遭受命运的无情反噬。 在欧孝安“消失”期间，黎少堂不仅赢得了冯家对他的未来女婿身份的认可，而且在重庆情报界的地位也日益显赫。然而，随着欧孝安和覃墨卿的归来，黎少堂原有的地位开始面临严峻挑战。 尽管欧孝安本人清楚记得黎少堂曾投靠日本人的事实，但这只是日本人的一面之词，因为黎少堂的记忆被安藤博士的实验所篡改，导致他丧失了部分记忆且思维混乱。尽管如此，欧孝安对黎少堂的指控并未得到他人的信任，就连冯毓年虽然并不完全认同，但他的立场也开始动摇。 作为资深的军统特工，冯毓年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察觉到黎少堂身上存在着诸多可疑之处。出于对女儿安全的考虑，他决定暂时搁置已准备好的邀请函，期待黎少堂能在军统组织中有所建树，但同时避免让女儿涉险。 黎少堂之所以选择冯家作为自己的依托，纯粹是为了向上攀登权力的阶梯。然而，随着冯毓年对他的严密监控，黎少堂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受到了限制，这促使他转而寻求新的庇护，沈从吾这位强大的支持者。 意识到冯家不再是稳固的后盾，黎少堂已经开始盘算如何脱离这个靠山，以应对冯毓年对他愈发明显的猜忌和防范。从最初的邀请函停发，到如今计划推迟黎少堂与冯静娴的婚事，黎少堂的每一步都反映出他在复杂局势中的权衡和变通。 在冯静娴的心中，欧孝安的身影始终挥之不去，而如今，冯毓年对于黎少堂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开始对黎少堂产生了深深的质疑，并决定暂时搁置他们的婚事。这样的转变对黎少堂来说无疑是一种深深的羞辱和人格的践踏。 黎少堂之所以未能得到冯毓年的重视，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他缺乏显赫的背景，无法给予她应有的社会地位保障；其次，他缺乏足够的权力，无法在复杂的环境中为她撑腰。因此，冯毓年认为自己可以轻易地放弃黎少堂，将他视为可以随时替换的存在。 在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黎少堂这类人物并不鲜见，他们身处混乱之中，失去了原有的信念，只为了生存下去，甘愿妥协和退让，甚至不惜牺牲自我尊严。这种选择尽管令人同情，却也是他们在艰难现实中不得不作出的无奈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