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家乡，
流成血的河，
堆成尸的山；
我们的家乡，
有四百万和三千万！
我们记得，是谁喊着不抵抗，
我们记得，谁是抗战的英雄，
这一日突破历史的耻辱，
这一日有人突破历史的光荣！
慷慨激昂的情调，庄严肃穆的言辞，表达了对侵略者的切齿的仇恨，以及对不抵抗政策的愤怒。罗烽的诗歌创作中的个人主义体现出了一位诗人对于国家和人民拳拳的赤子之心，对理想的热烈追求，对旧时代黑暗统治的鞭挞。《旧时代赞礼》中诗人运用拟人的手法将旧时代比作淫妇，写了一首将旧时代埋葬的送葬曲。诗中写道：
你将荒淫和无耻的故事留下，
这之间，划出一道自然的鸿沟；
你有自由？带着丑恶去吧，
从这地球上注销了你的家！
气势磅礴，言辞犀利，没有犹疑与矛盾，有的就是对光明未来的信心与豪情。
而且罗烽、萧军多是采用第一人称，或是以“他”为代表的第三人称写作，这也体现了他们作品中显著的主观主义的特点。作品通过“我”或者作者的代表“他”去叙述一件事情，以作者的个人经历为基础，抒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展示作者思想情感的进程，萧军的《孤雏》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文中有“悲壮的，值得回忆的一点记忆”，这个记忆叙述了大喟在陪都军校反抗步兵队队长并受了禁闭和开除处分。读过萧军自传或者对萧军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段叙述有着极强的自传性色彩，萧军在1930年春季间，一次炮兵队和步兵队的同学由于误会发生口角，步兵队队长就不由分说辱骂炮兵队的同学，萧军就和他论理，步兵队队长竟动起手来企图打萧军，于是萧军抡起手中的铁锹打了过去，在朋友的拦阻下没有打到，结果受到了禁闭和开除的处分。这段经历作为文中的一个回忆出现，以及文中的所有事件，如寻找创作素材，为孤儿寡母筹集奶粉钱都是从主人公君琦的角度出发去记叙的，将具有复杂叙述性质的事件变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罗烽作品如《呼兰河边》写的是“我”目睹了一位放牛的小孩被日军当作间谍杀死，甚至是小孩放的牛也没能幸免，而后“我”领放牛小孩的母亲去找小孩和牛的尸体的故事。虽然这篇小说篇幅很短，却为我们真实地记叙了日军铁蹄践踏下的中国土地上的百姓如草芥的生命。而且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已经触及百姓的麻木与残忍，没有人敢为这个小男孩作保，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一条生命无辜地消逝。作者并没有竭力去隐藏自己的情感，而是让自己的主观感受自然地流露，即使如此，罗烽创作中的主观主义也没有萧军早期创作那样强烈。罗烽的小说创作大多是在作者的所听、所感、所见、所闻的基础上进行想象而形成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较明显地反映了作者的主观情绪情感体验，但还是以歌颂英勇抗日的英雄，揭露社会的黑暗，呼吁百姓反抗为主要动机，而在1940年的萧军日记中，他写道：“我喜欢用什么方式创作，就用什么方式创作，也不必计较它的成功。艺术固然为了人，主要还是应该为了我自己。”如果说“鲁迅的创作艺术与他的个人主义是交相缠绕的。在这个复杂的创作背景之下，鲁迅不仅企图掩饰他内心的运转，同时也将这种种的挣扎与外在的世界相对立”[4]，那么萧军的个人主义则是与他的创作相互渗透，交相呼应，作品中的人物大大方方、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萧军对于战争、爱情等的看法，直接描述了革命队伍中存在的问题，老百姓的软弱，对敌人的仇恨……如在《八月的乡村》中，小说通过萧明与安娜相爱后对革命的两种态度，由斗志昂扬到萎靡不振、漠不关心，再配之以唐老疙瘩为救李七嫂而违背组织命令，成功将个人与革命运动、与社会间的矛盾构造出来。小说集《跋涉》中的大部分作品有着很强的自传性色彩，如《桃色》中“下一顿吗……可以当被子呀！被子完了，褥子、衬衣、书、大衣……精光了我们好走，多么爽利呀”，以及《烛心》中“爱便爱；不爱便丢开”，都是典型的萧军式的性格。在这一小说集中，饿与穷便是展开全部事件的原因，因着这饿与穷，看到“下等人”生存的艰难，“上等人”的优越与虚伪，对主人公生活目标茫然、为最简单的生活要求而奔波的描写就转到了对命运不公，生活空虚、悲观的感受。这也就是普实克所指出的“对自我的意识、对人的实体和意义的意识往往伴随着一个特征，那就是对生活的悲剧性的感受”[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