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独处的时候，耳边经常传来格雷斯·普尔的笑声……”[18]
我觉得这句话出现得非常突然，毫无征兆地就把格雷斯·普尔拉进了读者的视线，扰乱了叙述内容的连贯性。我将《简·爱》与《傲慢与偏见》摆在一起，有人认为夏洛蒂·勃朗特比简·奥斯汀的才情更高。但假如将刚才的引文再仔细通读一遍，留心文中突兀的停顿、生硬的转折，以及文字所散发出来的怒气，就能明白，夏洛蒂·勃朗特无法把自己的文学天赋完全表现出来。她的书已经变了形、走了样。创作时本该平心静气，下笔时却怒火攻心；本该妙笔生花，却蠢话连篇；本该塑造角色，却顾影自怜。她是在跟自己过不去，最后四处碰壁，心如死灰，无奈早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心中一直有这样一个猜想，若夏洛蒂·勃朗特每年都有一笔三百英镑的收入——这个傻姑娘把所有小说的版权一次性全卖了，拿了一千五百英镑；假使她真的体验到都市、城镇和地区的繁华景象，拥有了更丰富、更实用的人生阅历，结识了更多志趣相投的朋友，接触到形色各异的人，那么迎接她的会不会就是另一个结局。夏洛蒂·勃朗特通过《简·爱》的那几段话不仅亲手指出了自己作为小说家的局限，也指出了那个时代全体女性的局限。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如若将眺望原野的精力用在体验生活、交友旅行上，那么她的天赋将得到最大的发挥。然而，她的这些愿望终将落空。我们不得不承认，像《维莱特》《爱玛》《呼啸山庄》《米德尔马契》这些优秀小说，均出自人生阅历并不丰富的女性笔下。除了自己的家，她们顶多出入一下当地受人尊敬的牧师家庭；她们的写作场所就是那略显体面的公共起居室。她们穷得一次只能买几沓稿纸。当然，她们之中的确有人通过努力拼搏而改善了生存条件，那便是乔治·艾略特。不过她也只是隐居在了圣约翰森林的一处别墅里。即便如此，依然逃离不了世人对她的非议。“我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她写道，“我只邀请想来的人到我家做客。”她之所以这么说，难道不是因为她之前和一位有妇之夫非法同居过，导致与她见上一面就有损史密斯太太或者任何一位访者的清誉？所以，女性不得不向社会规约低头，做到“与世隔绝”。而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另一端，一位年轻人正潇洒快活着，他一会儿和吉卜赛女人勾搭到一起，一会儿又攀上一位贵妇人，还能穿上戎装走上战场。他这一路畅通无阻，无人指摘，积攒了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末了还能为他写小说提供翔实的素材。如果换作托尔斯泰与一位有夫之妇隐居到修道院里，然后“与世隔绝”，那么无论他受到的道德训诫有多么深刻，我想，恐怕也无心写出《战争与和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