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独处的时候,耳边经常传来格雷斯·普尔的笑声……”[18]
我觉得这句话出现得非常突然,毫无征兆地就把格雷斯·普尔拉进了读者的视线,扰乱了叙述内容的连贯性。我将《简·爱》与《傲慢与偏见》摆在一起,有人认为夏洛蒂·勃朗特比简·奥斯汀的才情更高。但假如将刚才的引文再仔细通读一遍,留心文中突兀的停顿、生硬的转折,以及文字所散发出来的怒气,就能明白,夏洛蒂·勃朗特无法把自己的文学天赋完全表现出来。她的书已经变了形、走了样。创作时本该平心静气,下笔时却怒火攻心;本该妙笔生花,却蠢话连篇;本该塑造角色,却顾影自怜。她是在跟自己过不去,最后四处碰壁,心如死灰,无奈早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心中一直有这样一个猜想,若夏洛蒂·勃朗特每年都有一笔三百英镑的收入——这个傻姑娘把所有小说的版权一次性全卖了,拿了一千五百英镑;假使她真的体验到都市、城镇和地区的繁华景象,拥有了更丰富、更实用的人生阅历,结识了更多志趣相投的朋友,接触到形色各异的人,那么迎接她的会不会就是另一个结局。夏洛蒂·勃朗特通过《简·爱》的那几段话不仅亲手指出了自己作为小说家的局限,也指出了那个时代全体女性的局限。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如若将眺望原野的精力用在体验生活、交友旅行上,那么她的天赋将得到最大的发挥。然而,她的这些愿望终将落空。我们不得不承认,像《维莱特》《爱玛》《呼啸山庄》《米德尔马契》这些优秀小说,均出自人生阅历并不丰富的女性笔下。除了自己的家,她们顶多出入一下当地受人尊敬的牧师家庭;她们的写作场所就是那略显体面的公共起居室。她们穷得一次只能买几沓稿纸。当然,她们之中的确有人通过努力拼搏而改善了生存条件,那便是乔治·艾略特。不过她也只是隐居在了圣约翰森林的一处别墅里。即便如此,依然逃离不了世人对她的非议。“我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她写道,“我只邀请想来的人到我家做客。”她之所以这么说,难道不是因为她之前和一位有妇之夫非法同居过,导致与她见上一面就有损史密斯太太或者任何一位访者的清誉?所以,女性不得不向社会规约低头,做到“与世隔绝”。而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另一端,一位年轻人正潇洒快活着,他一会儿和吉卜赛女人勾搭到一起,一会儿又攀上一位贵妇人,还能穿上戎装走上战场。他这一路畅通无阻,无人指摘,积攒了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末了还能为他写小说提供翔实的素材。如果换作托尔斯泰与一位有夫之妇隐居到修道院里,然后“与世隔绝”,那么无论他受到的道德训诫有多么深刻,我想,恐怕也无心写出《战争与和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