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是在那人心窳败、凋敝的社会风气中,真正的有心人,因其天才的洞见和深刻的睿智,成为20世纪的思想巨人,而以郑观应所述最为系统条畅。其思想的生成、结撰,不特超越前人,傲视同侪,且也以其绝不缩水的思想重量,照出后人的庸常和反常。
曹聚仁先生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158页)中曾很确凿地断言:
儒家谈政治,不主张理财,这便是行不通的。一则藏富于民,就会害民,因为让人民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就会造成欧美资本主义的畸形经济,弄得政府没有钱,钱都流到少数人手里去了。二则政府一切设施,一切建设事业,都非钱不行,不善理财的话,任何政治理想都不能实行,现代政治家都知道政治越进步,赋税便越重,薄赋税的话,只是迎合社会群众的心理,发些不负责的空话。
这是他赞誉王安石的经济思想,为王氏辩护的一番话。他推崇王安石的整理兵制、重要企业由国家经营,由政府统制一切企业经济机构……所以曹先生崇法家而厌恶儒家。
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艺自由化等,乃是政治现代化的圭臬。曹公智不解此,至发荒诞之言,竟至走向推崇残民以逞的行政政策而不自知,反而沾沾自喜。
社会平衡,人心顺遂,起点平等,自由竞争,最大限度发挥个体的人本价值,其结果就是藏富于民。曹公竟说这就会害民。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了。而在不知不觉间,他对民间的漠视,对民瘼的轻蔑,以及他那“货与帝王家”的帮闲念头就露了马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