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钱包呢？”
“我没抢过钱包。”
“我肯定在勃舍街法庭办过你，我记得清清楚楚。”
“那次是偷警盔。”
“和抢钱包一样要不得。”
罗德里克·斯波德突然插进来，真是意想不到。在这场——唉，该死，这场《舞女伸冤记》[3]中，他一直站在旁边若有所思地吮枪口，似乎认为我的供词站不住脚。现在，他那食古不化的脸上闪现出一丝人类的感情。
“不对，”他说，“我看这话说得没有道理。我在牛津的时候也偷过警盔。”
我大吃一惊。从我与此人的交往来看，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也曾天真烂漫过。不过这也证明了我常说的那句话，再坏的人也有好的一面。
老巴塞特明显吓了一跳，但马上又振作起来。
“嗯，那古董店那件事又怎么解释，啊？咱们不是抓到他正要偷走我的奶牛盅吗？这他又有什么话说？”
斯波德似乎领会了其中深意。他拿开一直搭在嘴边的枪，点了点头。
“是店里那位兄台拿来给我瞧的，”我简要地说，“他说让我去外面看，那里亮堂。”
“你是冲出来的。”
“是跌出来。我被猫绊了一跤。”
“猫？”
“此生物似乎是店堂主人所有。”
“嗯。我没看见什么猫。罗德里克，你看见有只猫吗？”
“没有，没有猫。”
“嗯!好了，咱们暂且不睬那只猫——”
“可我踩了。”我这是灵光一闪。
“咱们暂且不睬那只猫，”老巴塞特故意不理我那句笑话，任它在那儿受死，“说下一个问题。你拿着那只奶牛盅，究竟是什么居心？你刚才说你想看看。你是希望我们相信，你不过是单纯地想审视把玩。为什么？你的动机呢？你这种人，对此物会有什么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