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如孩子对客体（本案例中为想象出来的孩子）的愤怒程度过深，那么基本反映了超我对本我的反抗，而自我则通过投射的方式从难以忍受的情境之中逃离。客体被假想成敌人，这样本我就可以在超我的同意下，用施虐的方式摧毁它。如果自我能够促成超我和本我之间的同盟，那么它便能够将超我针对本我的施虐暂时送至外部世界。这样，针对客体的原始施虐冲动便增加了，它的增加其实来自于指向本我的憎恶。（参见本书第八章及我的论文《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1929，《克莱因文集Ⅰ》）
[47]厄娜在现实生活中并无兄弟姐妹，虽然对潜在兄弟姐妹的恐惧和嫉妒在她潜意识里占据重要地位，但也只是在治疗中被揭示和展现出来。这是在儿童分析中另一个显示移情情境重要性的例子。
[48]在论文《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克莱因文集Ⅰ》）中，我指出孩子若彼此之间存在性的关系，尤其是兄弟姐妹之间，那么他们会在幻想中结成同盟对抗父母，从而减轻焦虑与罪疚感。
[49]关于这个结论的充分论述参见本书第二部分。
[50]参见第九章。
[51]亚伯拉罕在论文《力比多发展简论》（1924）中说：“凡·欧布伊森（《迫害感觉的起源》，1920）和斯达克（《力比多的反转——迫害妄想症的征兆》，1919）两人均在精神分析的实践过程中发现，在偏执妄想中，‘迫害者’可能从病人对肠道中粪便的潜意识意象产生而来，病人将这些粪便视为‘迫害者’的阴茎，意指与之同性的人，也就是他原本的爱人。因此在妄想中，病人其实是从身体的一部分演化出迫害者，并相信迫害者就在他身体里面。他想要除去身体里的外物却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