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Searle和朱滢的研究和论述，我以为西方的“独立型自我”可以归结为自由、理性、个性三大特点，自我乃是一个遵照理性而自由行动的独特的个体。如果能以此作为自我的标本，则东方的“互依型自我”实不能算是自我。我在拙著《哲学导论》中多处谈到，自我源于主客体之间的明确划分，中国传统哲学不重作为认识主体的自我与作为认识客体（对象）的非自我之间的区分，两者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浑然一体，故中国传统哲学不讨论“自我是什么”的问题。［21］孔子的“仁者爱人”，是讲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管不能说不是一种自我观，但并未回答“自我是什么”的问题。孟子主张“万物皆备于我”，这里的我与万物本为一体，无人我之分，实无独立的我之可言。道家到了庄子，则更明确地提出了“至人无己”（《逍遥游》）的命题。“无己”就是“无我”，没有自我。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作为中国本土文化支柱的儒家与道家文化中，大体上说来，“无我”是一条根本原则，“我”（自我）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般说来不过是一个自私、私己的贬义词。我在《哲学导论》等论著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无我”的观念其优点在于崇奉人的高远境界，其缺点在于缺乏独立自我的创造性，缺乏主客二分的观点。我们应当学习、吸纳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亦即“独立型的自我”观。但西方的这种自我观已愈来愈暴露了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唯自我中心主义的缺点，所以我在“超越自我”一文中又着重阐述了超越西方独立型自我的观点，其中心意思是要取长补短，会通中西，走出一条既尊重自我的独立性又有关注他人的高远境界的新的哲学道路。我的主张并不代表中国传统哲学的自我观，但我从朱滢先生的著作《文化与自我》中认识到，中国传统的那种“更依赖于别人的自我观”根深蒂固，学习，吸纳西方那种“依赖自己”的“独立型自我”观，远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我过去总爱说，“不能亦步亦趋地先花几百年时间补西方文化思想之课，然后再来纠偏”，现在由于更深切地意识到传统之顽固，我觉得中华文化要想求得新生，还是需要先多花点时间，做点补课的功夫，当然不是亦步亦趋。近年来我讲的“超越自我”之“超越”，未免提得过早了，强调得过多了。我毕竟还是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的“自我”！当前，我们还是应当在会通中西、取长补短的大原则和总的趋势下，更着重注意学习、吸纳“独立型的自我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