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早期教会建立在柏拉图主义的基础上——更不必说是新柏拉图主义的了。这样的基础只能用来赞扬权威的教义。一切可见事物在它看来只是不可见事物的影像，最高的理念才是绝对的实体。其他一切较小的事物都汇聚到这个最真实的理念中来，除了它以外，其他事物都是影像和短命的蜉蝣。由此产生这样一种观念，来自上帝的教会代表着最根本的实体，是一切权威的接受者和基础。就是这种神学赋予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梦想以实质，他在毁灭了的罗马帝国的废墟上添加了一个梦想，这就是永恒的教会帝国。这种观念是东方式的地理观念的遗迹，是对民主制的完全不信任。
但是基督教有某些内在原则使得这种解释最终成为完全不可能的。基督福音的核心是对一种附加的族长制权威的抗议，是一种灵魂直接诉诸上帝的要求，——上帝是在个人良心中说话的生命的权威。基督教观念中的这一成分注定要在最后取得胜利，就好像柏拉图主义也必定要经历其自身历程一样。
穆斯林的入侵就好像一具犁，翻开了柏拉图主义板结的土壤。教会不仅发现它的外在权威受到了挑战——它首先看到自己的神学教义受到威胁，然后是它在理智方面的抱负受到威胁，而个人主义已经在基督教内部有了同盟者——而且个人的宗教意识也已经在强烈的压制下急于表达。穆斯林主义通过犹太学者引进了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使一场已经开始了的运动大大加速。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个人是完全的实体。最早的大学组织起来研究《工具论》。虽有各种专制主义的威胁，文艺复兴的第一声号角已经吹响，它的第一个春天已经来临。教会本身既不能阻挡又不能遏制这股洪流。要么适应它，要么改造它，要么被它克服。在教会宣布亚里士多德是异端以后没多久，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阿奎那完成了他们的接纳工作，亚里士多德被安置为教会的哲学家。由此可见，个人主义的胜利在西方世界有多么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