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载事之史,皆名“春秋”;载事必有书法,有书法必有是非。以功罪为赏罚者,人主也;以善恶为是非者,史官也。二者未尝不并行,其来久矣。史有书法而未至乎道,书法有是非而不尽乎义,故孔子修而正之,所以示法戒,垂统纪,存旧章,录世变也。[32]
他根据这个认识,提出跟孟子不同的见解,认为“《春秋》者,实孔子之事,非天子之事也”。叶适的这个见解趋于平实,不像儒家后学或经学家们赋予《春秋》那么崇高而又沉重的神圣性。
叶适“史法”论的另一个要点,是批评司马迁著《史记》而破坏了“古之史法”,并殃及后代史家。通观他对司马迁的批评,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司马迁述五帝、三代事“勇不自制”,“史法遂大变”。第二,司马迁“不知古人之治,未尝崇长不义之人”,故其记项羽“以畏异之意加嗟惜之辞,史法散矣”[33]。第三,司马迁“述高祖神怪相术,太烦而妄,岂以起闾巷为天子必当有异耶”,这是“史笔之未精”;《隋书》述杨坚“始生时‘头上角出,遍体鳞起’”,足见“史法之坏始于司马迁,甚矣”[34]。第四,以往《诗》、《书》之作都有叙,为的是“系事纪变,明取去也”,至司马迁著《史记》,“变古法,惟序己意”,而班固效之,“浅近重复”,“其后史官则又甚矣”,可见“非复古史法不可也”[35]。第五,“上世史因事以著其人”,而司马迁“变史”,“各因其人以著其事”[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