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载事之史，皆名“春秋”；载事必有书法，有书法必有是非。以功罪为赏罚者，人主也；以善恶为是非者，史官也。二者未尝不并行，其来久矣。史有书法而未至乎道，书法有是非而不尽乎义，故孔子修而正之，所以示法戒，垂统纪，存旧章，录世变也。[32]
他根据这个认识，提出跟孟子不同的见解，认为“《春秋》者，实孔子之事，非天子之事也”。叶适的这个见解趋于平实，不像儒家后学或经学家们赋予《春秋》那么崇高而又沉重的神圣性。
叶适“史法”论的另一个要点，是批评司马迁著《史记》而破坏了“古之史法”，并殃及后代史家。通观他对司马迁的批评，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司马迁述五帝、三代事“勇不自制”，“史法遂大变”。第二，司马迁“不知古人之治，未尝崇长不义之人”，故其记项羽“以畏异之意加嗟惜之辞，史法散矣”[33]。第三，司马迁“述高祖神怪相术，太烦而妄，岂以起闾巷为天子必当有异耶”，这是“史笔之未精”；《隋书》述杨坚“始生时‘头上角出，遍体鳞起’”，足见“史法之坏始于司马迁，甚矣”[34]。第四，以往《诗》、《书》之作都有叙，为的是“系事纪变，明取去也”，至司马迁著《史记》，“变古法，惟序己意”，而班固效之，“浅近重复”，“其后史官则又甚矣”，可见“非复古史法不可也”[35]。第五，“上世史因事以著其人”，而司马迁“变史”，“各因其人以著其事”[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