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这一场病很严重，身体“虚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两日病不能动”，“但困卧尔”，腹泻不止，“夜暴下，旦复疲甚”。之后一吃东西肚子就胀，不吃饭身体又抵不住，有时“通旦不交睫，端坐饱蚊子尔”。
在写给钱济明的信里，苏轼详细描述了自己的病征：“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迨晓乃止，惫甚。”苏轼读了不少医书，他为自己的病做了诊断，“细察疾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当专用清凉药”，还给自己开了药方，“已令用人参、麦门冬、茯苓三味煮浓汁，渴即少啜之，余药皆罢也”。
他明明提出要用清凉药，却在药里加了人参这一大热大补之方，从中药理论上来看，是药不对病，再加上“余药皆罢”，这样一搞，性命危殆焉。
苏轼当然对自己的医术没有把握，只能自我安慰说：“如此而不愈则天也，非吾过矣。”
果然，苏轼的病情一发不可收拾，“扶行不过数步，亦不能久坐”，“卧病五十日，日以增剧，已颓然待尽矣”。
对此，苏轼非常不甘心，“岭海万里不死，而归宿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但也只能开始准备后事了。为此，他把三个儿子叫到面前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
苏轼把钱济明找来托以后事，指着自己写的几本书说：“某前在海外，了得《易》《书》《论语》三书”，现在全部交给你保管。他要求钱济明“勿以示人”，因为这些书需要时间证明自己，“三十年后会有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