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这一场病很严重,身体“虚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两日病不能动”,“但困卧尔”,腹泻不止,“夜暴下,旦复疲甚”。之后一吃东西肚子就胀,不吃饭身体又抵不住,有时“通旦不交睫,端坐饱蚊子尔”。
在写给钱济明的信里,苏轼详细描述了自己的病征:“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迨晓乃止,惫甚。”苏轼读了不少医书,他为自己的病做了诊断,“细察疾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当专用清凉药”,还给自己开了药方,“已令用人参、麦门冬、茯苓三味煮浓汁,渴即少啜之,余药皆罢也”。
他明明提出要用清凉药,却在药里加了人参这一大热大补之方,从中药理论上来看,是药不对病,再加上“余药皆罢”,这样一搞,性命危殆焉。
苏轼当然对自己的医术没有把握,只能自我安慰说:“如此而不愈则天也,非吾过矣。”
果然,苏轼的病情一发不可收拾,“扶行不过数步,亦不能久坐”,“卧病五十日,日以增剧,已颓然待尽矣”。
对此,苏轼非常不甘心,“岭海万里不死,而归宿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但也只能开始准备后事了。为此,他把三个儿子叫到面前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
苏轼把钱济明找来托以后事,指着自己写的几本书说:“某前在海外,了得《易》《书》《论语》三书”,现在全部交给你保管。他要求钱济明“勿以示人”,因为这些书需要时间证明自己,“三十年后会有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