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事情不是这样的。弗拉比哀老头跟我讲的完全不同。”洛格龙小姐家另外一个常客说：“弗拉比哀老头喝得醉醺醺的，还记得什么！”
“可是阿倍老先生也……”
“噢！这个家伙！你知道他的底细没有？”
“没有。”
“他那时想把他妹子嫁给税局局长洛格龙先生。”
只有两个人，马德南医生和布里谷少校，天天想着比哀兰德，只有他们俩知道可怕的真相。
这种事情要是扩大范围，时代换了中世纪，舞台换了一个风云变幻的罗马，你就可想到俾阿特利斯·生契的悲剧。那个英勇卓绝的少女受尽毒刑，遭到惨死，背后的原因和黑幕同断送比哀兰德的差不多。替俾阿特利斯·生契辩护的只有一个画画的艺术家。到了今日，根据琪杜·雷尼画的肖像，历史和社会的舆论一致谴责教皇，认为俾阿特利斯是党争和卑鄙的情欲的最壮烈的牺牲者。
总之，我们之间不妨这样说：要没有上帝的话，法律倒是为非作歹的人极好的保障。
一八三九年十一月 作
一九六一年二月 译
穷亲戚：邦斯舅舅
一个帝政时代的老古董
一八四四年十月，有一天下午三点光景，一个六十来岁而看上去要老得多的男人，在意大利大街上走过。他探着鼻子，假作正经的抿着嘴，好像一个商人刚做了件好买卖，或是一个单身汉沾沾自喜的从内客室走出来。在巴黎，这是一个人把心中的得意流露得最充分的表示。那些每天待在街上，坐在椅子里以打量过路人为消遣的家伙，远远的一瞧见这老人，都透出一点儿巴黎人特有的笑容，这笑容包含许多意思，或是讪笑，或是讽刺，或是同情。可是巴黎人对形形色色的场面也看腻了，一定要遇到头等怪物，脸上才会有点儿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