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抵抗就是对政府命令的不服从，甚至发展到对他们面临的痛苦死亡的不服从，“不开杀戒”需要故意地自我受难，而不需故意地损害一个设定的罪犯；“不开杀戒”其积极形式意味着博爱和至高无上的仁慈。［17］
在印度领导第一次公民不服从运动期间，他与判他入狱的法官进行答辩时说道：“非暴力要求自愿服从由于拒绝与罪恶合作而受到的惩罚，因此，我愉快地请求并服从施加于我的最高惩罚，因为我所犯之罪乃是法律上所谓故意犯罪。”［18］这些对道德善意的非常生动的论证所产生的社会和道德效果是极好的，任何社会冲突的一方都会为另一方极力反对的错误所困扰，也就是说，它不能发现自己的错误作为。非暴力倾向把所引起的仇恨减少到最低限度，因而在分析纷争的问题时保持着某种客观性。由于抵制行动而感到陷于穷困的兰开夏郡纺织工人在所举行的第二次圆桌会议过程中接受了甘地的友善精神，从而证实了这种非暴力精神的社会和道德作用，这是甘地方法的一个伟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