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英法的军队由侧面进攻大沽炮台,僧格林沁不能支持,连天津都不守了。清廷又派桂良等出面在天津交涉。格外的要求答应了。但到签字的时候,一则英法代表要求率卫队进京,二则因为他们以为桂良的全权的证书不合格式,疑他的交涉不过是中国的缓兵之计,所以又决裂了。英法的军队直向北京推进。清廷改派怡亲王载垣为钦差大臣,在通州交涉。条件又讲好了,但英使的代表巴夏礼在签字之前声明英使到北京后,必须向中国皇帝面递国书。这是国际间应行的礼节,但那时中国人认为这是外夷的狂悖。其居心厄测,中国绝不能容忍。载垣乃令军队捕拿英法代表到通州来交涉人员。这一举激怒外人,军事又起了。
咸丰帝原想"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可是通州决裂以后,他就逃避热河,派恭亲王奕留守北京。奕是咸丰的亲弟,这时只二十八岁。他当然毫无新知识。八年天津交涉的时候,他竭力反对长江通商。捕拿外国交涉代表最初也是他提议的,所以他也是属于剿夷派的。但他是个有血性的人,且真心为国图谋。他是清朝后百年宗室中之贤者。在道咸时代,一般士大夫不明天下大势是可原谅的,但是战败以后而仍旧虚骄,如附和林则徐的剿夷派,或是服输而不图振作,不图改革,如附和耆英的抚夷派,那就不可救药了。恭亲王把握政权以后,天下大势为之一变,他虽缺乏魄力,他有文祥作他的助手。文祥虽是亲贵,但他的品格可说是中国文化的最优代表,他为人十分廉洁,最尽孝道。他可以作督抚,但因为有老母在堂,不愿远行,所以坚辞。他办事负责而认真,且不怕别人的批评。我们如细读《文文忠年谱》,我们觉得他真是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