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部作品的写作目的，作家自己曾说道：“我不想抨击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既然它存在着就有它的合理性。我也说不出什么样的孩子才是大家心目中的好孩子，因为标准太多，太难概括。我只是很客观地写出当今孩子和家长以及老师的心态和生活以及他们那种两难的、又略带尴尬的存在状况。”二十多年前，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有感于西方发达的电视文化、娱乐文化、商业文化对儿童精神世界的侵害，提出了“童年的消逝”这一命题。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借用它来形容中国当下的童年生态状况，只不过基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对当代中国儿童的生存空间造成挤压的，最主要的可能还不在于媒介文化，而是处于转型期的教育制度中所存在的那些不合理的成分。作品为我们提出的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当下社会、学校、老师、家长衡量一个孩子好坏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分数能否反映一个孩子的全部？在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解放儿童的自然天性与促进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等观念的相互对抗与交汇中，对于这些问题，家长、老师们都感到了深深的困惑。小说里，面对金铃这个聪慧、善良而且内心丰富但学习成绩不理想的孩子，家长、老师们一次又一次发出了疑问：金铃究竟是不是个好孩子？这种疑问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功利主义教育体制的一种尴尬处境。例如，对母亲赵卉紫这一形象的塑造就具有一种典型意义。知识分子出身的赵卉紫与一般的家长相比的不同之处在于，她对现实社会竞争的激烈性和残酷性有着一种清醒的认识和把握，也能站在更高的角度来反思这种社会现象的不合理；但另一方面她也意识到个体的理性并不能纠正集体的无理性，因此最终也只能选择参与到这种非理性的竞争中去。这种矛盾化的心理在赵卉紫对女儿金铃的教育态度上就得到了一种充分的展现。从现实角度出发，为了让女儿能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生存下去，赵卉紫积极地扮演了一个类似传统成人形象的严母角色。她积极地为女儿的学习创造各种良好的条件，女儿学习成绩的好坏紧紧牵动着她脆弱的神经。但赵卉紫与那些专制的成人形象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她所有的行动都出于对女儿的关爱，而且在教育问题上她多少还保留了一些理想主义——在面对女儿学习成绩的不理想与内心世界的丰富这一矛盾的时候，她有时也会舍弃对前者的努力来完成对后者的构建。赵卉紫身上所具有的这种矛盾性很大程度上是当前社会中一些家长的心态以及行为的一种集中反映，这也是该人物引起很大社会反响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