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党人大肆宣传“生存空间”，乃是为了转移劳动人民的目标，企图使他们相信，造成他们悲惨生活的原因是德国生活地盘不够。所以，为了结束这种悲惨遭遇，他们应该扩充德国的地盘，而不是起来革除资本集团的命。在克里克的教育理论中，这一点表现得很露骨。他要求学校与家庭参加争取德国民族足够的生存空间的斗争，用这种精神去培养民族的年青一代。他提倡一种“民族的”教育，要求学校培养“民族的”人，以为德国革命——“民族的”革命——服务。他要求对教育与学校进行“民族的改革”。
克里克不隐讳法西斯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主要是为了对付无产阶级。他说：“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与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大的区别，不仅在于国社运动包括所有阶层。同时……运动的发生是来自民族冲突的基层。”[30]克里克和其他的纳粹党徒一样，想把阶级矛盾溶化于“民族的”统一体或“总体”中。
克里克的民族的教育理论是这样的：“德国革命”的目的在于创造一个新民族；在新民族的创造上，对德国人尤其对德国青年的“种族培养”十分重要；为了创造这种新民族，就“必须对德国的高贵的种族特征加以培养”。[31]所谓高贵的种族特征，是指日耳曼的军国主义特征：“日耳曼人在欧洲始终是国家的组织者；在普鲁士的德国精神中，在陆军和国家中，就可以看到这种北日耳曼种族的伟大表现和历史影响。可惜这种精神没有全部被德国民族所掌握；而为外来民族精神所冲散。可是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中……这种精神又复活了。”克里克要求以日耳曼的或普鲁士的军人性格培养年青一代。“决定命运的是性格，代表德国国民性格的是强大的坚忍的北方和东方种族的普鲁士军人的精神。普鲁士军人精神就是武装力量的精神，是经得起严格训练，绝对服从，不惜任何牺牲的精神；因此，德国历史的新时代，创造新的德国，必须表现在这些性格上。”[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