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介绍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重写的“讽喻”目的/功能已经完全压倒了“解释”目的、功能。作家的重写不再致力于往古事中灌注新观念，彰善瘅恶的传统史观重新回归，[5]成为重写的主流。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陆秀夫、瞿式耜，这些忠臣良将被一再重写，凸显的是爱国精神，他们抗敌救国置生死于度外，其忠贞气节正是传统史观中春秋大义的表征。《左传·昭公元年》中就有“临患不忘国，忠也”的说法，《左传·僖公九年十年》记载献公向荀息托孤的时候，荀息即许以忠贞，后来荀息果然“以死继之”。[6]春秋时代士人此种忠贞誓死的道德律，也涵盖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义”字当中。文天祥等人的故事苍凉悲慨，既让人心中凄恻，也令人血脉贲张，他们共同的死亡结局，正为其践行春秋大义之“贵死义”而具有了沉重的意义。[7]在全民抗战的时节，作家纷纷重写南宋与晚明，可谓“发潜德之幽光”，起着振奋民气、凝聚人心、针砭时弊的作用。就像胡山源，早年组织弥洒社，主张顺着灵感创作，20世纪40年代则在《万象》《小说月报》等杂志刊载了《明季义民别传》系列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