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没有找到很准确的史料，以说明“公车上书”究竟是怎么一点点被推动的，背后的动力源——翁同龢是怎么做的。但是凭借一个历史学家的直觉，能感觉到其中的逻辑关联——策动者一定是来自高层，否则他不可能知道这个情报。后来“公车上书”停止，也有这方面的关联，毕竟朝廷决定了只能这样做，那也就毫无办法了。“公车上书”所引起的波澜，也就不了了之，自然不可能对《马关条约》构成影响。
“公车上书”虽然对《马关条约》影响有限，但它却推动了中国的改革。中国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面临一个很大的困局，还像之前那样浑浑噩噩的，可能不行了。《马关条约》之后引发的这些知识人的上书运动，包括前面我们讲的维新报刊的出现，其实它背后都是同一个导向：中国可能不能在过去已有的道路上继续走了，原来那种只抓经济、只追求坚船利炮的发展思路不行了。中国应该有一个整体性的改革。
于是，开明的官僚和原来的这些知识精英慢慢发现了未来发展的交集点。这个时候一些维新派慢慢地就被推到前台来，像陈炽的《庸言》、汤震的《危言》，都是通过各种特殊的关系递交给皇上的；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也在这个时候送到了光绪皇帝的办公桌上，他们都开始观察到和思考到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有问题，中国应该找出一条新路。所以“公车上书”、新媒体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引发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促使中国改变原来既定的发展路径。所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在《马关条约》大局已定的时候，清帝国很快就有所改变。5月谈判结束，协议签订。等到7月初，光绪皇帝就发布了一个重要的谕旨，叫作《举人才诏》。这个谕旨就要求选拔一拨具有世界眼光，具有真知灼见的人，来取代那些跟不上形势的人。这就意味着中国在甲午之后的改革逐步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