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转嫁社会矛盾是出于为社会稳定而考虑的话，那么教会借助十字军运动重塑权威则纯粹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随着西欧社会稳定程度的增强，封建主势力逐渐增大，出现了要求与教会进行权力重新分配的呼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会对世俗社会的控制。此时拜占庭帝国的求援正好给教会提供了一个重塑权威的时机。因为从客观上讲，此时的西欧封建贵族阶层尚无力承担起讨伐异教、援助拜占庭帝国的重任，只有教会利用其精神力量集聚欧洲社会的各种力量方能担此重任；从主观上说，教会自东西罗马分裂导致教会分离之后，一直有统一基督教、光复圣地的理想，但这种理想由于受不同社会因素的制约未能实现。突厥人对圣地的占领和亚历克修斯的求援无疑将这种主客观因素很好地结合到了一起，如果说这次东征能达成光复圣地的宗教目的，教会无疑拥有更为巨大的精神权威，同时它还可以将东西教会二者重新统一起来。出于这样的考虑，教会不遗余力地发动了十字军运动。对此，美国学者霍莱斯特曾指出：“十字军在许多方面有利于教会，它可使教皇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置身于最前方，取得全欧洲的精神领导权。”[11]